张杰：货币供给的“合成谬误”与制度金融分析
以弗里德曼（Friedman，M.）为代表的现代货币适度供给理论存在一个致命缺陷：他们长期坚持认为“整个社会从货币总供给中得到的总效用，仅仅是各个货币余额持有者从其拥有的财产中，预期可能得到的效用总和”，而实际情况往往是，“如果各个人的真实余额得到的效用总量，因为当整个经济的真实余额一同增加时，对该经济将会出现相当大的不经济”，也就是所谓的货币供给的合成谬误。华人经济学家蒋硕杰（1969）在货币金融理论史上最先明确阐释了货币供给的“合成谬误”现象，并据此揭示了货币本身内在的微观矛盾。IMI所长、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张杰近期撰文，系统梳理了货币供给“合成谬误”的理论渊源，并指出如何弥合货币本身内在的宏微观矛盾、以及在货币财富通往金融灾难的道路上建立相应的调试机制，是制度金融学难以回避的核心问题。并且长期被主流金融学忽视的是，货币因素总是处在经济金融运行过程内生的集体非理性的“风口浪尖”上，可以说任何一个轮次经济金融资源配置的市场过程，总是以货币因素开始，而以货币因素结束。由于主流（新古典）金融学将货币因素排除于理论框架之外，因此无法讨论 “理性加总”的性质及其后果。由此看来，制度金融学是真正将货币因素纳入分析框架并将其置于核心位置的新理论体系。
以下为文章全文：
许多人可能不曾知晓，华人经济学家蒋硕杰（1969）在货币金融理论史上最先明确阐释了货币供给的“合成谬误”现象，并据此揭示了货币本身内在的微观矛盾。深谙货币金融理论演进要义的经济学家不难领悟，解剖货币制度的宏微观结构，是制度金融分析难以回避的逻辑起点。蒋硕杰发现，以弗里德曼（Friedman，M.）为代表的现代货币适度供给理论存在一个致命缺陷，那就是他们长期坚持认为“整个社会从货币总供给中得到的总效用，仅仅是各个货币余额持有者从其拥有的财产中，预期可能得到的效用总和”，而实际情况往往是，“如果各个人的真实余额得到的效用总量，因为当整个经济的真实余额一同增加时，对该经济将会出现相当大的不经济”，“这种‘外部不经济’通常采取的形式是，逐渐破坏价格体系的稳定和损害金融市场引导储蓄用于投资的效率等”。
后来，他在一篇解析当时货币理论“时尚”与错误刊发的论文中重申道，弗里德曼教授断定一旦满足了“每个人的货币余额需要，社会福利就会增加”，其实这样的说法“含有严重的合成谬误”。在理论上，个人的预期收益，用算术加总起来并不等于社会总收益，因为我们“必须考虑增加每个人货币余额的外部效应”。这个效应“对一个经济的政策运行是如此地有害，以致远大于表面上的个人收益”。若借用科恩（K o h n，M .，1989，序）的表述，弗里德曼的“适度货币供给概念”其实忽略了，就货币作为价值储藏手段而言，“对个人是最好的”，因而多多益善，但是就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社会功能而言，“对社会整体就不是最好的”，“多多”往往意味着灾难。微观看是收益，宏观看是风险；存量看是财富，流量看是灾难，货币之谜由此凸显。
其实，斯密早就意识到，“形成‘流通大轮’的金属货币并不构成社会收入的组成部分，而仅仅作用于构成净收入的工资、利润和租金增长”（伊藤·诚、考斯达斯·拉帕维查斯，1999，第14 页）。也就是说，货币不构成集体收入（宏观），它只是个体收入（微观）的组成部分。遗憾的是，斯密本人并未对此加以研究和展开，而后来的经济学家则根本就没有领会和留意这一观点的深刻含义。总而言之，如何弥合货币本身内在的宏微观矛盾以及在货币财富通往金融灾难的道路上建立相应的调试机制，当是制度金融学难以回避的核心问题。
不仅如此，长期被主流金融学忽视的是，货币因素总是处在经济金融运行过程内生的集体非理性的“风口浪尖”上，可以说任何一个轮次经济金融资源配置的市场过程，总是以货币因素开始，而以货币因素结束。值得注意的是，同为货币因素，后者却具有“倍数效应”。一开始，货币因素中饱含着个人理性，经过随后的市场过程以及相应的逻辑转换，到最后，这些个人理性会发生不易被人察觉的微妙蜕变和重组。在有些情况下，它们组合成集体理性，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它们又凝结为集体非理性。如果不幸出现集体非理性的情形，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市场中各类利益主体竞相追逐个人理性导致的金融“缺口”往往留给货币机制去填补。历次经济危机最终都表现为货币危机，其原因便在于此。仅依次看，2010 年以来愈演愈烈的欧元区危机，其实是相关各国的个人理性（财政利益）加总为集体非理性（货币困局）的合乎逻辑的结果。经济危机是一个有机过程，它起初掩藏着人们介入市场过程之后难以抑制的追逐回报增长的货币冲动（或者贪婪），这种冲动会在市场逻辑的自动作用下迅速完成加总，进而凝结成一股异常强劲的金融冲击力量，直扑特定经济体制按照常规风险设防的预算约束机制。
金融危机史的常识告诉我们，面对依然形成的金融冲击，任何看似坚固的预算约束机制从来都难以支撑，有时甚至不堪一击。最终，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经济金融决策当事人都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后撤”，将阻挡或者缓释集体非理性冲击的艰巨任务留给同样脆弱的货币机制。从理论上讲，在任何经济体制下，相较于预算约束中的其他机制（如财政），货币机制是其中最“软”的一块，因为现代银行体系框架为其提供了一种特殊的弹性装置。于是乎，大量的“流动性”被挤了出来，弥漫整个市场过程的“金融紧张”得到了暂时缓释。但此时此刻，绝大部分市场参与者并未意识到一种更大的风险和成本正在等待着它们，因为就在流动性被挤出的一刹那间，个人理性“惊险地”完成了其向集体非理性的最终蜕变。樊纲、张曙光等（1990，第228 页）在解读中国货币竞争现象时曾经指出，“经济过程中出现的‘过量货币’，不一定是由计划者或中央银行的决策者故意发出来的，而是在利益竞争过程中由大家‘挤’出来的。资源是有限的，大家都来争，就像向一块既定大小的馅饼上挤，结果，挤出的不是油，而是水，即不断贬值的货币”。紧随其后的结局不言自明：要么用更大的财政代价挽救危局，要么与集体非理性同归于尽。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主流（新古典）金融学将货币因素排除于理论框架之外，因此无法讨论上述“理性加总”的性质及其后果。由此看来，制度金融学是真正将货币因素纳入分析框架并将其置于核心位置的新理论体系。
编辑 陈晨
来源 金融博览杂志
审校 田雯
监制 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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